切削进给率适配表:杨锦麟:从住持到方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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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锦麟:从住持到方丈

2011.08.3118694来源:南都周刊

带着“化不可能为可能”的人生口号,杨锦麟今年六月告别老东家凤凰卫视,出任香港卫视台长。从十五年没拿过课本到考进厦门大学,再到香港谋生并依托《有报天天读》扬名,这是58岁杨锦麟人生中的又一次冲关。

凤凰卫视前主持人、香港卫视副总裁兼执行台长杨锦麟。

记者_ 洪鹄 香港报道 实习记者 洪沁     摄影 _孙海

杨锦麟的头发根根竖起。黑中掺白,远看成了一片和蔼的灰色。他说,除了几根是《有报天天读》时代留下的产物,大多数都是这两个月里冒出来的。

夏初,杨锦麟在微博上放出了自己即将离开凤凰卫视的消息。他即将赴任的新单位香港卫视,去年年底刚刚开播的一家电视台,名不见经传。58岁的杨锦麟走马出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,他自诩为:开荒。

杨锦麟已经到了快要耳顺的年纪,“本可以游山玩水、赋闲在家、吹牛拍马”,当了大半辈子的媒体人,欠太太欠孩子欠自己的时间都太多—没时间问孩子学习,孩子只当他是提款机;太太自他来了香港干媒体后就辞了职,全力支持他工作,尤其是他到凤凰之后没日没夜连轴转,等于“赔上太太两口子一起为凤凰打工”。而他自己呢?不说休假,太奢侈;光数数写作的工作量吧:十几年来,杨锦麟给大小华语平媒写的专栏和评论文章,超过百万字。最高效率,20分钟写出1700字社论;最高数量,一天写了九篇粤语专栏。

干什么这么拼?一年前,杨锦麟在广州参加一个论坛,论坛主题叫“创享”,吓了他一跳。“我们这代人的观念里只有创造,没有享受。现在的年轻人啊,真聪明,把这两个字绑一块儿了。”

他的人生口号—“化不可能为可能”,完全是另一番气息。1953年,杨锦麟生于厦门,初中读了一年便遭遇了“文革”,作为“黑五类”子女,从此开始了十余年无书可读的岁月。1978年他被允许参加高考,得到消息时离开考只剩二十天,十五年没拿过课本的杨锦麟,凭着股“死也要死在考场上”的狠劲突击战斗,冲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。这被他视为人生第一次冲关成功。

第二次冲关是1988年,拖家带口闯荡香港。历史系念完书,杨锦麟在厦大台湾历史研究所谋到了一份教职,一年的任务只要写两篇论文,而他一天就能写一万字。“太清闲,清闲得淡出鸟来”,他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形容当时的工作。之后,他愤而辞职,投奔香港。到了香港才发现,之前的学历、教职全部归零,人生等于从头开始。他做过投资,当过顾问,做过分析员,然后才是记者、编辑—最后才找到了媒体,这个他日后安身立命的行业。到1997年,在《快报》当到了编辑部主任,兼任主笔。

结果金融危机,香港一片愁云惨雾。《快报》倒闭,杨锦麟失业。“我帮我的手下同仁们找了工作,最后发现,没位子给自己了。”失业了半年,搬了三次家,为了省一点房租。那半年我老担心我会像那些日本中年男人,在老婆面前还佯作平静,最后穿得西装革履地离家出走,找个地方自杀。

半年后,他终于在《商报》谋到一份高级记者职位,“从编辑主任又掉下来了,也好,重新开始采访,重新爬格子。”

也不全是命途多舛,杨锦麟也风光过。2000年,网络科技浪潮席卷到港岛,杨锦麟毅然告别《商报》,办起了一家名为《世界经济评论》的杂志。旧同事与他在博鳌论坛相遇,看到一身西装、豪情万丈的杨锦麟,大吃一惊。造化弄人,全球网络科技股很快崩盘,香港经济再次全面跌入新低潮。2002年,《世界经济评论》倒闭。

杨锦麟再次失业。这一回,他五十岁。“五十岁失业,你知道是什么感受?”

镇江茅山,一个道长拉着他算命,“告诉我有一个机会,两个月内会自己找上门来,让我把握。把握好了,扬名天下,出全世界的名,挣全世界的钱。”杨锦麟心想:“难道是李嘉诚要雇我?”

两个月后,凤凰卫视打来电话,邀请杨锦麟加盟,做出镜主持人,做一档读报节目。杨锦麟看看自己,“一身五花肉,谁要看我?”

知难而上,他还是上了。

凤凰九年,七年读报(《有报天天读》)、两年走读(《走读大中华》),杨锦麟惊觉,那个道长还挺准,这份工虽然没为他赚到全世界的钱,但“还真是出了全(华人)世界的名”。尤其是“读报”,杨锦麟摘取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点评,构成了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“新闻出口转内销”。业内人士评价《有报天天读》之于中国: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,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。

两个糟老头子惺惺相惜

南都周刊:这次加盟香港卫视,外界对你的决定很好奇。在凤凰,你的《走读大中华》节目正做得风生水起,为何放弃一个成熟的平台,投奔一家新成立的电视台?

杨锦麟:我一贯如此,喜欢求难舍易。在凤凰干下去,我能看见我60岁的样子,还有更老的样子。老杨能干什么?老杨能卖钱。对我自己来说,做《走读大中华》虽然累,但是挑战、新的刺激也都有限了。在凤凰,我能做的是一档节目,而到香港卫视,我得到的是一个平台。招兵买马,我希望把我一辈子的从业经验用上,把一直以来想实现没能实现的抱负在这里完成。

南都周刊:从六月至今,你上任副总裁兼执行台长两个月了。这两个月在忙些什么?

杨锦麟:我是5月29号在大兴安岭结束了《走读大中华》,以及凤凰卫视的最后一个镜头。29号深夜回香港,30号办离职手续,31号搬东西,1号来到香港卫视入职,2号就开始开会。在凤凰时,我负责一个节目,算是个住持,那现在就是个方丈。从一个节目主持人到一个台的执行台长,跨度很大,很不一样。这两个月来我面临了很多挑战,主要工作一是对卫视的管理流程重新设计,二是主要抓整套节目的改版。股东们都很支持我,董事会全票通过了我的改版计划。

南都周刊:往什么方向改版?

杨锦麟:我提出的方向浓缩为八个字,就是:香港卫视,责任媒体。首先,作为一家香港的电视媒体,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基本法规定下的言论自由、新闻自由。但香港本地媒体空间拥挤,每家电视台能占据的市场已经很窄,香港卫视有何优势呢?我们会是一家立足香港的国语电视台,它会兼备香港特色和大中华的视野。责任媒体,承担什么责任?民族要复兴,我们都希望中国在新世纪可以成为真正的大国,那么媒体要做的就是进献自己的言责。

南都周刊:具体有什么栏目策划,你还会出镜吗?

杨锦麟:半年内我不能出镜,这算是之前和凤凰的一个协议。以后我会出镜。改版后的节目明年1月正式上线,现在我可以透露几个计划。一个是我们已经在着手做一部新疆的纪录片。一向以来,内地对新疆的报道都是一种田园牧歌式的、偏向于对异域风情的介绍,事实上新疆作为我们非常重要的安全战略板块,它包含着非常多的故事和不简单的内涵。我希望能解读新疆的历史,看清新疆问题的复杂性。这套纪录片大概要做26-30集,每集45分钟,是一个很大的计划。从概念、策划到付诸行动,我们用了一个半月,非常短。我计划3个月拍完它,成本大概需要三千万。

南都周刊:用这么大的投入,有没有风险?

杨锦麟:一个新电视台怎么获得影响力,必须要靠一两档在海内外有轰动效应的节目。我对我们的概念、我的团队都很有信心。其实关于新疆这个题材,我在凤凰时就提出过想做。但凤凰块头太大了,很难兼顾每个人的愿望。我们现在是庙小,人少,灵活。

香港卫视会有跟凤凰相近的东西。比如我非常喜欢凤凰的一句话:为大历史存证,为小人物立言。我想我会把这一传统延续到香港卫视。现在我们的计划里,就包括一档叫《普通人讲历史》的栏目,让普通人告诉儿孙小辈自己走过的路,干过的事,犯过的错,用为小人物立言的方式填补大历史的空白和残缺。

南都周刊:现在香港卫视的团队有多大?

杨锦麟:192个人,人很少。通过大型制作,我们也在发掘新的人才,欢迎他们加盟。但整体上我想把香港卫视打造成一支精兵强将的队伍,一个萝卜几个坑。凤凰那种“把女人当男人使、把男人当牲口使”的传统恐怕还会延续到这儿来。

南都周刊:这个月的一个新闻是,广州的名嘴陈扬被你拉来加盟香港卫视了。

杨锦麟:哈哈,我和陈扬神交已久。之前我在香港读报,他在广州读报,但一直不认识。这一次我还是通过微博给他留言,才找到他。我和他都年近花甲,形象不佳,两个糟老头子之间惺惺相惜,十分共鸣。请陈扬来,是想让他主持一档长一个小时的读报节目,之前在广州他是用粤语读,现在要改用国语了。

现在电视台的竞争这么激烈,如果我们也沿用帅哥美女式的主持人,怎么异军突起?我想打造一个意见领袖型的主持人、出镜记者团队。电闪雷鸣间,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扬。

“迎客松代言人”

南都周刊:可能在不少观众心中,你在凤凰做了6年的《有报天天读》栏目是很难超越的。你的长袍马褂、闽南口音的普通话以及嬉笑怒骂,都成了《有报》乃至凤凰的一块招牌。

杨锦麟:我这样一个人都能成为“名嘴”,可见天下无所不能。其实金融危机前我也到凤凰“试水”过,1995、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,曹景行主持《时事开讲》,喊我来当过嘉宾,我往那儿一坐,讲话不清不楚,大概只有自己听得懂。

《有报天天读》这个创意不是我的,是刘长乐先生他们笼统地想做一个用读报来说新闻的节目。但是,新闻节目的相似性和重叠度非常高,怎么才能让一个新节目有区分度?他们觉得只能靠人的个性来区分。于是就选择了口齿不清的我。

读报这事情很有趣。早年下乡务农时我就读过报,田间地头,给农民读。当然那个时候只能照本宣科,但是读完算工分,还能和生产队长一起抽口烟。那是60年代。现在呢,报纸要怎么读?我想提供一种另类的,完全不中规中矩的传达方式。比如讲到很荒唐的新闻,讲到不高兴了,气得你想拍桌子。那就拍!这不是设计的情节,性情这个东西是表演不出来的,有点匪气,有点江湖味,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。很多新闻,真让你为内地着急,我看到这种事就特别愤怒。你让我在这种时候客观,让我面无表情,让我新闻联播,我做不到。

南都周刊:穿唐装上节目是你自己的创意?

杨锦麟:唐装本来是为之前一档节目准备的,那节目没什么广告,很快夭折了。我看,不能白白做了十几套唐装吧,就把它穿到《有报天天读》上来了。在我之前香港只有两种人穿唐装,你要不就是成龙,要不就是市场里运货的阿伯。现在被我穿的,大家觉得也人模人样的了。可见都是传播效应。

南都周刊:唐装加拍案而起,你自成一体的风格很快受到了欢迎。

杨锦麟:对,《有报天天读》居然长势良好,开播第二个月收视率还只在台里排25名,半年后有了广告,后来就稳居前三了。歪打正着,如果在北广,我这种连毕业都毕不了。其实我也期待像李玉和一样,讲起话来字正腔圆,两个腮帮子乱抖。

南都周刊:《有报天天读》如何把控言论的尺度?

杨锦麟:我的标准是,《参考消息》能登的新闻,我就能说。报纸的选择我们也没有固定标准,凤凰资料室有的报纸,《凤凰早班车》读剩的报纸,外文的《国际先驱论坛报》、《金融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,助手帮我迅速扫描当天港台、东南亚、日韩的报纸,再加上网上新闻,差不多了。准备时间不到一个小时,然后就是进棚,手上只有报纸没有稿子,靠的都是即兴发挥。非常紧张。我以前做报纸编辑,上的是夜班,经常四五点吃完夜宵才回家睡。做《有报》后上了早班,变成四五点出家门。披星戴月的日子过了九年。

南都周刊:现在的生活规律了吗?

杨锦麟:更忙。前几天晚上,讨论新疆纪录片到夜里四五点,早上八点还要起来开会。

南都周刊:香港卫视有到内地落地的计划,你认为这会不会让它丧失原本拥有的言论空间?

杨锦麟:落地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力,对于是否就因此丧失言论空间的说法,我不以为然。改革开放初期,政府会拔天线来阻止大家收看港澳节目,现在最多只会出现迎客松的画面。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迎客松代言人,对进步的势头是持乐观态度的。

南都周刊:和十年前比,你认为媒体在参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是否在增强?

杨锦麟:我认为是。在整个舆论空间日益紧缩的情况下,媒体还在,声音还在,并且发声的媒体越来越多,这说明媒体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强了。可以封掉一个报纸的版面,但不可以把所有报纸封掉。可以让个别人不说话,但不能让全部人失声,这就是进步。如果看不到这进步,我们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们就没有必要往下走下去。搞这一行,如果心态悲观的话,宁可走。